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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纵横】郑殿琪: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发布时间:2018-01-18 07:24

      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思想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官德”思想,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包括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注重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身体力行与依靠群众相统一以及严厉打击惩治贪污四个方面。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认识,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必须树立“解放全人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表明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必须心怀广大人民,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这也是我党党员教育管理的根本出发点,是我党党员教育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党内,防止党内领导者官僚化。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党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把称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权将‘’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成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监督制、低薪制,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制度的基础。”在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写入体现党内制度包括代表大会制度,集体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制度,选举、撤换、罢免制度和报告制度。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为保障。马克思曾说“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纪律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的重要手段,在党内出现分歧甚至斗争的时候,纪律可以成为迅速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手段。列宁也鲜明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严格的纪律保证了党作为组织的战斗力,也保证了党可以及时进行自我纠正,保持自身的生机活力。

      第四,无产阶级政党要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失控。巴黎公社公社委员由选民普选产生,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训令,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这种选民对于官员的监督和制约,认为这样可以对公社官吏的权力形成监督,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列宁独创性地提出建立党内监察制度,他领导俄共(布)先后设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等党内监督机构,并在实践中将之丰富拓展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列宁也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无产阶级政党,包括通过建立党工农代表会议制度、信访制度、监督制度等,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第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纵观中国的思想史,“民本”和“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教、墨家,对此都有诸多的论述。《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孟子反复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强调君主要体恤民情,争取民心,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西汉著名家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这种“民本”“重民”的思想虽然是从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是却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供了积极影响。

      第二,“三省吾身”“修齐治平”的思想。儒家高度重视“修身”的重要性,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皆是以修身为本”。孔子明确说道“荀正其身矣,于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一直奉为圭臬的修身入世,治国安民的行为公式,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省”和外在的灌输教育,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伟大人格,才能积极入世参与实践,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这种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往往成为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人民和国家“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力量。

      第三,“以教为本”“教刑并用”的思想。我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意识到官吏的管理不能仅仅依靠严刑惩戒,必须采取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方法。孔子有言“政宽慢,慢则纠之以猛;猛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猛济,猛以宽济,政是以和”。董仲舒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隋朝思想家王通也指出“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只可矫一时之枉,只有通过教化与惩戒互补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官吏的管理问题。

      熟知中国历史,在了解和吸收了中国历史各个王朝的灭亡、历代农民的失败教训后,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抓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关系到全党全民族的前途命运。在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重视。在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出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不提高党内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针对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深恶痛绝,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批示将其作为整风的文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学习,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十分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只有首先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建设才能解决好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矛盾,提高党员干部抵御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他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思想教育的核心,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通过他们的自觉学习和自我反省,培养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和促使他们进行“灵魂深处的自觉”,提高党员干部的觉悟和道德觉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认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要首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开始,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的真理。”“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其次要结合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对党员进行党的组织纪律和路线方针教育,以实现全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此外,还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无产阶级道德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

      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历史真理,深知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作风对于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作用。因此无论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还是解放后相对优越的环境下,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并非常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行为为全党做出优良作风的表率。

      在井冈山时期,身为红四军委员的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在长征路上,他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和战士一起忍冻挨饿;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几月不知肉滋味”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在党内规定了六条措施,并模范执行。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外,还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他曾说过:“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任何的特殊化,服从组织对自己的工作安排。

      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十分重视群众性运动在促进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动好的很”,“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监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后来依靠群众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打下了基础。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以法治罪。”虽然重视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在惩治贪污大案要案上也毫不手软。他鲜明地指出:“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在山、张子善贪腐案案发后,经过与党内其他讨论,认为像这样的大贪腐犯,不管他们之前有多么大的功劳,都必须给予严肃惩处。虽然有不少人说情,但是说了这样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就是这样以严厉的手段惩戒贪腐分子,希望以此警示教育全党党员干部。

      习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认识和学习党员教育管理思想对于今天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首先要强化理想信念。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习总深刻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如果理想信念缺失,就不可能拥有战胜困难和风险的精神力量,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习总的这一论述振聋发聩。其次要强化规矩、纪律意识。党纪党规是党组织有效开展教育管理活动的根本保障,在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活动必须严肃纪律和规矩。习总鲜明指出,必须“要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和规矩,增强党内生活的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中,更加强调“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2016年党中央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党员是党的细胞,每一名党员的作风形象都决定着党的作风形象;反过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每一个细胞抓起。党章第八条明确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的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这规定了每一名党员都必须在一个党组织中,党员的教育管理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党组织是执行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重要平台,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是最根本的党员教育管理活动,任何教育管理活动都要依靠党组织开展,脱离了党组织的教育管理活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党员的组织生活不仅仅是党员的义务,更是党员的权利,只有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作用才能够充分发挥,共同促进党组织向好发展。党组织必须通过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通过带头引领、教育引导、监督管理为组织内的党员领好路,切实为全面从严治党发挥积极作用。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支配、控制的力量,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会产生无限扩张的倾向。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公众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部分人代理,代理人向公众负责,即授予——行使——评价的过程,所以必须让监督制约贯穿于三个阶段始终。就监督对象而言,党员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用权接受监督的理念,胸怀担当履职责,心存敬畏守规矩,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扎实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就权力授予而言,要严格规范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唯德是举,任人唯贤,坚决打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就权力行使而言,大力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使权力运行有法可依和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机制的规范,确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权力评价而言,必须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以及严格的追究问责制度,让真正品质优秀工作突出的干部能脱颖而出,也让滥用权力、尸位素餐甚至以权谋私、贪污的党员干部受到严肃的惩戒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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